一类个体－群体互动模板略考

        “超女”、“好男儿”、“我型我秀”、“非常六加一”……近两年前赴后继的做秀节目，塑造出（不是脱颖而出），广受追捧的李宇春式系列演艺人物，型塑并透露了一种中国社会群体性热点的行为模板。这一模板映出了一类行为的共性，依赖于强势媒体如众多电视台、网络和报纸争先恐后的推介鼓吹。不必讳言，其正的外部性不大，至多娱乐了人数有限的娱乐群体；其负的外部性挺大，至少耽误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和知识阶层，选择其他偏好方式娱乐的展开，促进了人们质疑乃至颠覆自己审美审丑、做人做事的长期普遍准则。社会舆论对此的褒贬不一是一种证实，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的利弊纠缠、眼花缭乱。

 许知远先生《机会主义者的胜利》一文（《金融时报》中文网，2006.9.28），引了西人的妙句：“西方人中国人的区别在于，对于西方人来说，赌博和娱乐与概率有关，而对中国人来说，赌博是一场与命运的战争。”

 妙，它让人想起李泽厚先生于1980年代提倡的命题：中国人传统上缺乏宗教精神，多的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或者实用理性，在我看来，不过是加了哲学边框的投机性功利主义行为的归结。对于资源相对更加稀缺、致富愿望更加迫切的当代中国的人们，在温饱和小康没有彻底笃定以前，在千余年差异化悬殊的权力和权利格局依然延续时，不从实际出发追求实际利益，多半被认为是傻冒或不正常。问题是，人们，包括西方的人们，普遍潜含的利己的投机性动机，在什么条件约束下，才可能演变出当今我们社会大规模群体性求名逐利愈演愈烈的热点轨迹？

 短文只能长话短说。请允许我暂且不谈正面效应，略析涉及上述问题的可能的四个重要约束。其一，产权制度的稀缺。其二，暴富的显示效应。其三，有关监管当局经常的眼开眼闭。其四，一些媒体人的推波助澜。这些约束互激互励，逐步强化，诱导和衍生出我们社会中机会主义型逐利求名和求名逐利的热潮。

 没有有效的产权制度的维护，理性的人们不可能祛除致富和露富遭劫的恐惧，这使得人们“有恒产”无望，引致了靠诚实、长期、扎实、守法求利的人们“无恒心”，正当求名逐利的长期稳定预期无法形成，反而形成了投机性行为，这与我们的股市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执行现有制度的低效率类似。

 二十多年，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们，未必守法守德的一些投机成功，为还没富起来的人们，树了可资效法的样板，传递了不断增强的激励信号，在大约一代人多一点的期间，显示了实实在在的“有效率”与少公正的净效应。这一净效应提醒人们，为个人富起来的“有效率”行为，可以逐利，还能求名；为群体求公正的“低效率“，逐利几无，求名未必，或许还惹骂名。对于逐利行为，手段的公正与否倒在其次，甚至无可无不可；达到目的的速率和效果为上，甚至至上。

 结合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转轨境况，间歇性地，有关当局在权衡管束群体性行为政策效果的得失之后，也许为了硬道理的蛋糕做大，往往不得不降低分配蛋糕时公正承诺的兑现程度。一旦分配不公客观上成为“效率优先”的样板，积淀为潜规则，公众内心的道德约束就瘫软了。这时候，任何个体性的引吭高歌，都可能引发群体性的杂音交响，朝着牟利罔顾其他的方向奔驰。

 媒体人本身，无论怎样正面描述和渲染，都与任何其他人一样，无可逃脱地成为了铸造理性行为人假说模板的合格样本。在缺乏产权制度、暴富显示效应和监管者经常眼开眼闭这三个约束下，一些媒体人虽然没有权贵的强势资本和权力、却携了远强于公众的话语权力，持了新闻界边际效用出新的职业律令，寻机炒作，推动并实现了炒作行为的合法化和习俗化。

 当群体性的炒作行为，定格为社会通行的习俗时，群体性的物质逐利行为，被这些约束渐渐诱导和强化为日益放大的集聚效果，由隐到显，扩散为逐利―求名加求名－逐利的趋势，物质的逐利与精神的求名行为互相砥砺。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一旦得到媒体的炒作，尤其是媒体的共识性（或许，有意无意的合谋性？）炒作，叠加了主管当局的眼开眼闭，便如火如荼地在青年人为主的人群中弥漫开来，直到部分中年人乃至一些老年人的理解和加入。“盛世”，与盛世的欢歌，就这样被人们梦想地造出和现实地习惯了。

 现实的逐利求名行为的演化过程，呈现出如下的阶段性：初始望而却步，继而小试得手，再而有恃无恐，最终腐败恣肆。结果，例如在演艺界和业余演艺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现象，不再仅仅是过去遭人白眼的商业投机行为，反而渐渐成了许多行业出头露脸的潜在原理。人们愈益不再顾及外在法律与内心道德的制约，传统的“艺高人胆大”，向时下的“胆大人艺高”“正当”地转轨。看看世道，听听民声，再思考评委一类主导人命运的作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有着决定他人命运的话语权的人们，对于艺不艺的成名必要条件的考察弱化下去，对于胆不胆、怪不怪的成名莫名条件的掂量重要起来。乏艺而斗胆敢怪者，易获媒体追捧，正中经纪公司下怀……一举多赢，何乐不为？这，成了众人瞩目、你知我知的个人成名策略，而且还路线化了。

 可能更有趣的是，这里略考的一类个体－群体互动模板，不过是社会各界行为的一点较浅景深的聚焦。它可以推广地用来观察其他个体和群体的行为么？它富有其他一些关键领域人们的行为特征么？在转轨的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审思如何可行？

 

穆素(A.Muthoo)：《讨价还价理论及其应用》，中译本，管毅平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5.12.）

译者序

 

 

          在下面的文字里，我不打算像通常那样胪列本书的概要，评论本书的得失。我只想简要说说自己学习和研究相关理论的几分见解，偏于方法论的基本假设和相关理论的贯通。这样可能有利于读者免除译者序、作者序和第一章预备知识之间的雷同感，可能有利于提高读者阅读正文的边际效用。

    生活在社会中的各方行为人，有共同的利益要寻求合作，同时他们对于如何合作以分配利益又有分歧，这就是讨价还价的境况。建基于博弈论，对此境况展开分析，形成讨价还价理论，再设法应用，是本书《讨价还价理论及其应用》的主旨。这样来理解讨价还价行为及其理论，不外是将其看作社会博弈行为的一种类型。

    作为学人，我们学习和欣赏理论之树的丰茂，须臾不可忘记这丰茂的根本所在：在讨价还价理论的背后，隐含了很强的逻辑预设——以极大的概率由生物和人类千百万年行为验证了的假设：社会各方，即各个行为人，是出自利己的理性动机来寻求合作以获取精神或者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如若不然，何以讨价还价？怎样达成均衡？这正是笔者近几年一再阐述的经济学信息范式的要义：利己的理性动机是经济学第一假设，无论人们的行为表现为利己还是利他，都无法不受到根本性的利己动机的驱策。① 经济学二百多年的努力，都根基于这一假设。博弈论及其重要分支讨价还价理论，强化了这一假设的普适性，而且与信息经济学一起，重新谱写了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尤其是基础性的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Robert J. Aumann教授，在他主编的三卷本《博弈论手册》（Handbook of Game Theory）第一卷的序中强调：博弈论研究互动的决策者行为，是从经济学理性出发的，不是从心理学或者社会学观点出发的。这是经济学大家经年研究的学问积粹和有益提醒，我们后学不可不深思其义。

    有不少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学者，不同意这样强调理性动机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把经济学大厦建立在理性动机假设之上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人未必是完全理性的，有时还是非理性的。我认为，造成如此歧见的关键是：把行为动机与导致行为偏离行为动机的条件混同了。这里的条件，主要就是信息约束条件。所谓非理性行为，都可以程度不同地归结为：理性动机的行为人在信息约束不同条件下的行为结果。

    就分析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而言，信息至关重要，重要到如同基因之于人体。有人说，合约特别重要。不错。不过，如果说，合约关系是经济交易的要件，信息就是合约的基因。信息约束改变了，合约订立前后的状态、过程和结果必然改变。有什么样的信息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合约结果。反之，合约的任何改变，都意味着信息的改变。信息是因，合约是果。在此，因果无法倒置。一句话，信息是否完备（完全）或者对称，严重制约着合约的各个方面——讨价还价、签约、履约以及仲裁——交易的全过程。对于这一科学认识的肯定，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曾经在1996和2001年，两次颁给了对于信息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而今年（2005）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1994年之后，再一次颁给了对于博弈论做出杰出贡献的两位经济学家：Robert J. Aumann和Thomas C. Schelling，更强调了这一认识。这是经济科学自我意识确立的呈现，是经济学前沿发展无法不偏重于信息这一人类行为基因使然。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或者合约理论，或者激励理论）一样，都把理性动机和信息约束作为分析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假设。在信息范式的烛照之下，在经济分析之中，尽管理性动机不二，却由于信息约束的各异，同类人或者不同人的行为，演化出形形色色的行为结果，折射出人性多样化的谱系。

    以博弈论为基础的讨价还价理论，不仅在理论上逻辑井然，而且 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成功。这一理论逻辑，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有简明的总体交待，其后的各章依次展开，逐步深入探讨，这里不赘。值得一述的是，这一理论近十几年来在实际应用中的成功，或可加固我们的理论信念。

 博弈论在整个198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于1990年代不断蚕食领先大学中研究生教科书的领地，可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尤其是它在拍卖实践中的应用价值，一直争议不绝。例如，在1985年的计量经济学会世界大会上，就爆发了相关论争。讨价还价研究者不相信博弈论可以解释许多拍卖行为，置疑博弈论改进拍卖设计方案的可行性。而拍卖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学者却相信，博弈论启发和引导了他们的研究。看来，只有实践的检验才能给出有力的裁判。

  1993，由著名经济学家R. Wilson和P. Milgrom领导的研究小组，设计了以博弈论为主导的无线电频谱拍卖方案，随即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所接受，作为美国频谱拍卖的基础，付诸设计实施。1994年，FCC主持了第一次新的频谱拍卖活动。《纽约时报》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称颂这一频谱拍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拍卖”。到了200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纪念其50周年的时候，特别肯定了美国频谱拍卖的成功，给予博弈论的基础研究以强力资助。而同年在英国的无线电频谱拍卖，创下了340亿美元的纪录，其设计者之一赢得了英国女王的赞许，荣获了“不列颠帝国指挥官”的头衔。与此同期，美国的博弈论学者还将其理论应用于“全国居民匹配计划”，力图使2万名美国医生按年度与需要就医的居民相匹配。类似的成功，还可以枚举。至此，以博弈论为基础的讨价还价理论及其在拍卖中的应用，结出了经验的硕果，置疑博弈论应用可行性的观点暂时蛰伏了。

  P. Milgrom教授在总结这次美国频谱拍卖机制的设计时认为：传统的博弈论对于行为人的理性假设和预期分析较为简单，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捉襟见肘；拍卖理论的经济实验检测也有违于不少细节理论。但是，在几个关键趋势的预测上，以博弈论为基础的拍卖理论捕捉到了拍卖出价的重要特征，得到了实验的支持。对于真实世界中的拍卖设计者来说，这一理论还需要精炼，需要对于关键命题应用性检测的实验补充，需要来自经验推理和实际判断的补充。① 这与Muthoo教授在本书第11章跋中关于讨价还价理论不足的总结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即理论的不完备在所难免，关键是需要不断加强理论、实验与实践的互动，以获得更充分的信息，并且精炼这些信息，以提高理论与实际拍卖操作的契合程度，在这一过程中优化讨价还价理论。

 据此，我相信经济学信息范式贯通其中的讨价还价理论的可行性。我对讨价还价理论的兴趣，不仅在于这一理论对于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具有较为强劲的解释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可以解释政治行为和更为一般的社会行为。就是说，运用讨价还价理论的基本内核，可能在相当多的具体境况或者约束条件下，解释相当多的人类行为。这样的例子及其解释和证明，在本书中俯拾皆是，读者自可裁断。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可能”，把这“可能”转化为实际发生的有效解释——经得起经验验证的解释，甚至预测行为的准确率高，更加有赖于运用这一理论的学人。再好的理论，运用不当的话——多半是由于没有做好审时度势地分析约束条件的工作，也会结出不甜甚至苦涩的果子。

 据《圣经》的创世纪，上帝依自己的样子造人，提醒人之初的亚当和夏娃不要吃伊甸园的禁果。可是禁果还是被尝了，人类于是有了无法根除的原罪。对此，如果你是上帝的信徒，你就不会怨上帝有过，你只能怨人之初尝鲜的欲望强过上帝律令，不懈地修行就是正解。或者，套一句佛教西来后咱们国产的格言：是和尚念歪了经：西来经正，和尚嘴歪，甚而心歪。推导的结果是，理论无过，运用有过。当然，如果你不是上帝的信徒，你也可能想到上帝之过与人祖之过或许并存，只是孰轻孰重有别罢了。再或者，和尚与经都可能不正，只是责任有别，修经与持信并行不误。我看，做理论工作的学人，对待一种理论，既要有信徒的虔敬，又要有非信徒的疑虑。虔信不疑，则批判意识消泯，无法发展理论，近乎学而不思则罔。根本不信，则无所依傍，无法积累学问，近乎思而不学则怠。折中之中取在哪里？这是一个难题。我的考虑是：先信，后批。即先持信，进入一种理论，弄明白理论的原委，发现了不足或者谬误后，再逐渐批判和发展这一理论，即修信。这种态度，从而引致的研究作风，更合乎理论发展史。否则，不信就批，无异于不问青红皂白就打倒，无所谓发展理论，只会糟蹋理论。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方法不合思想史的轨迹，从而不可取。发展至今的人类，其行为和社会制度的演化，都大致走过了一条试错发展的路。走此路的前提是，相信人类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境况。经济理论，包括我们面对的讨价还价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应作如是观。

 

 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士及其分工是：管毅平：规划全书译事和组织协调，翻译作者中文版序、目录、第1、11章、术语表；王颖：初译第2、3、4章；翁章好：初译第5、6、7章；彭海珍：初译第8、9、10章；邓艳红：初译第1、3章、术语表；郑丹秋：复译第2、3、4、5、6、7、8、9、10章；康枫：后期助理工作；管毅平：校对全书定稿。这里，之所以有初译和复译的说明，是由于初译工作的误植较多，不得不在全面校对之前复译一遍，这也是本书译稿延期付梓的主要原因。上述几位，都是我教过的博士生或者硕士生。无论如何，我都向各位同学诚挚致谢。

 我还要衷心感谢以下朋友的襄助与合作：

 我与李维森教授的学术探讨，坚定了我用“讨价还价理论”对译书名，而不用“议价理论”或者“谈判理论”。因为，bargaining的对译“讨价还价”在经济学界几乎已成惯例，而haggling对应于“议价”较顺，negotiation则对应于“谈判”不谬，我不愿意为了书名的简短和富于商业上的吸引力而牺牲其学术性。

 我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副总编黄磊先生的合作总是愉快的，这是我们继2004年初翻译出版《信息经济学引论：激励与合约》之后的又一次有效合作。有效，不仅体现在翻译邀约与正式合约的发出和签订，而且体现在整个翻译出版过程中交流意见的坦率与相互理解，所以今后很可能会有黄磊先生与我的第三次合作均衡，有效的讨价还价行为会导致美好的预期。

 我与Abhinay Muthoo教授素昧平生，通过本书的翻译，我们成了朋友。在我发邮件指出其英文原著可能的误植和提出我的学术猜测之后，他虚怀若谷地接受和肯定了拙议，并且应我之邀撰写了“作者中文版序”。Muthoo教授的这种学问精神，他的学术造诣，读者可以从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继续感受，我会铭记于心。

 最后，谨因我学术功力不逮而可能出现的翻译遗误，向读者致歉，祈不吝指正。

管 毅 平

     2005年11月20日于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武则天无字碑另解 

    在博客“事物本身”《武则天：烂污拆尽是什么》一文中，风扬说：“大约自知一生作为多有难以启齿之处，武则天死后只立了一块无字碑，将是非功过交与路人评说。看她这意思，是还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无中生有，自吹自擂，把自己装成一座金佛。女人就是女人!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吹就是了。历史上多少有名的恶棍，干尽丑事，伤尽天良，照样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在悼词、石碑上，堆彻无量功德。在这一点上，武则天未能将一生的无耻进行到底。” 

    我同意风扬上说的主旨，却稍有另见。我看，武则天的无字碑，才真正见出她的高明和无耻。 

    武则天的高明在于，她自知自己的行为无耻，所以碑不著字，让后人难于评说。而且，她反用边际效用递减定律，此着一出，史无前例，后无来者。观者惊叹之余，难免忘记了应该评说。难评加忘评，结果是少评，令她享受了其他男皇帝难于享受的不受恶评的殊荣。如我之愚，少时以为武则天无字碑高明在于无字，趋老方醒，知我那时没学经济学，历史也没读懂的浅薄。 

    武则天的无耻在于，明面上没有将无耻进行到底，实际上无耻得让人无法评说，至少是不便评说，横无际涯。咱们中国历史悠久，国民的记性在专制的几千年里消磨得淡然又淡然，在有些时有些事有些人，淡然得近无。这种消磨之功，前证不远：昨天的林彪，他的四个伟大和挥动语录本的精采，于今天的多数青年，在在是生人生事。比较起来，武则天的恶行，更加久远，当然消磨得可以。我在陕西乾陵无字碑前，亲见亲闻，绝大多数观者，对于这位女皇，作仰观赞语，其中的多数是读书人。更不要说批林批孔和其后的史评，对她历史功过的评论，瑕不掩瑜占据主流。

   

    在淡然中消磨后人的评说欲望和秉持正义之心，这等预期的高明，这等高明的无耻，岂是无以复加的平方可以形容的！高明到了这个地步，算得上无耻的无极境地。没有极限，如何进行，伊于胡底？ 

    总之，武则天立无字碑的无耻，是进行得无际的无耻，不可以等闲观之评之。要评，只能以当代自由民主座标为参照系，以正义理论评之。

    易平，20050723

管教授，您好

我在看曼昆＜经济学原理＞二十八章时产生了一个疑问，是关于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的．
由书中的理论可知，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货币持有者征收了一定的通货膨胀税，个人避免支付这个税收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减少货币的持有量，也就是多去银行，个人对于通货膨胀这一激励的反应就是增加储蓄．
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也会引起税收的扭曲，这直接影响了储蓄的税后实际利率，对于降低的税后实际利率，理性的人的反应应该是降低储蓄，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在抑制储蓄．
这样说来，通货膨胀对利率的影响是自相矛盾的．我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迷惑，特别是对于通货膨胀这一激励，个人应该作出怎样的反映呢？
感谢你的不吝赐教
　　　　　　　　　　　　　　
学生：张超
20050326

张超同学：

你明白了通胀对于人们行为的危害，也看出了人们面对通胀激励的反应的两难性，不错。世界就是一系列矛盾，否则经济学人也该下课了，研究也就没有了兴趣。两害相权取其轻，难取则想他辙。这就是，少储蓄，多购实物。这样可能减少损失，但只是减少损失。损失对于不同收入和财富的人是不同的，富人抗通胀能力强于穷人，因为他们的预算集合不同而在同样的通胀水平下的损失率不同，就像一次重大的灾害对于富国和穷国的损害率不同一样。

如果你学完了经济学原理的全部，可能你也会得出上述结论，或者更好的结论了。

管毅平
20050326于深圳MBA课程教学旅次

书法品评一二（原载浙大经济论坛）

易平

在这个论坛上，还能看到对于书法及其精神的评论，恐怕在全国稀缺。说明我对于浙大的经济学术精神的看法不错。我也置喙一二，愿闻识者大教。

在去年底赴浙大经济学院做讲座时，与硕士生闲谈，提到书法、书法家。

对于米芾，功力一流，性情一流。你看看他摹二王的帖，再看看他的自由挥洒，可知此论不虚。

周慧珺的书法，功力（包括技法）在当代一流，浙江在世的书家，在功力上无人能匹。她的字，米芾的痕迹重，但潇散不足，可能与她腿疾有关，不能散其怀抱。因此虽然是我们上海市书协主席，我也非常敬重她的苦练精神和人品，却终不能称其为书法史上的大家。

而于右任的行书和草书，二百年来恐怕无人出其右，关键是他的大气、潇散、自然和文史底气足，你读读他的诗即可知。

张 五常的字，难称书法，只学了周慧珺的皮毛，根本不得古人三昧之一毛，属于"劈柴板"一路，还得在老年班学几年。他的字，就象我们这些青年学子的经济学功 力，与他的经济学功力有着天壤之别。注意，我只论事，不对人，我敬重张五常的经济学的一些见解和潇散。可他的字散无度、法全无，而且没有灵气，无法叫人佩 服。一些捧臭脚的，用连坐法，以他的经济学成就捎带他的书法，有一招得道、鸡犬升天之势，不足多评。将他的字的不足归于周慧珺，是不公道的。记住，修行在 个人！学校，名衔，都只是皮；骨气是修不来的，多半是天赋所致。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说是天下行书第二，其实堪与王羲之兰亭序相伯仲，只是王已在前为宗。另外他俩风格不同，王精细洒脱；颜大气旷达，皆一流法书也。

当今书法界，思想境界和理论水平上乘者稀少，评论更是泥古或者摹洋者众众，真见地寡寡。在书法言书法，难于清醒，难于超脱，难于准确。

我自己只是喜欢书法，评论不拘一格。得罪了什么师傅的弟子，就先告包涵了，不过书生一言，笑笑而已。

潇潇我心笃，笑笑君意豪。

－－学人 易平 涂鸦 壬午孟夏于沪

将马克思的价值价格理论数学化应该慎重
——兼评白暴力的《市场价格理论的新古典缺陷与马克思基础的构建》


管 毅 平




将马克思经济理论数学化应该慎重，特别是要弄清楚数学推导由以出发的必要前提和基本假设；否则，必趋谬误。这是笔者学习研究相关理论之后的基本观点。

这一基本观点所针对的，是将马克思价值价格理论数学化的努力及其成果。我钦佩做出这类努力及其成果的学者的持久的研究精神。但是，理论蕴涵的真理性，不必然与这种研究精神正相关，两者有时还会相互偏离、甚至可能负相关。理论分析史上，由良好的研究动机驱策而结出不良理论果实的事例不是没有。这是辩证法的逻辑推论之一。

我拜读了白暴力教授提交给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一次研讨会上的论文《市场价格理论的新古典缺陷与马克思基础的构建》（以下简称“白文”），觉得以白文作为探讨笔者的基本观点的文本，足具代表性。这样说的理由，一是白暴力教授多年孜孜于这方面的研究，可敬可佩；二是他的相关研究结果在国内具有代表性，且出版了不少著述，有一定影响；三是笔者与他和其他同仁当面在会上讨论过上述观点，使这个问题成为了交锋过的问题；四是他的学生给我发来过两个邮件，批评我的上述基本观点，我有公开答辩的必要；五是觉得白暴力教授出于学术的良知，不会不理解公开的学术讨论有利于澄清问题。于是，笔者不揣谫漏，草成拙文，以就教于白暴力教授和经济学同仁。

本文仅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说明上述基本观点，第一，商品的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度量，存在着难以从形而上转换为形而下的困难；第二，理论上一元的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经济中多元的按要素分配的协调一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一、商品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何度量的困难

许多经济学人都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商品价值定义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相应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受黑格尔《小逻辑》的很大影响，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这个抽象的价值所具有的规律性，不能靠人们的直接经验来感知，而要用哲学思辨的抽象力去把握。即，仅凭人们形而下的直观经验无法把握商品价值（因为这一价值不可观测），必须用带有形而上意味的马克思的抽象法来把握。在马克思的劳动一元价值论中，形而上的价值，与形而下的使用价值以及价格，是明确区别的关联概念。劳动价值论中的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和统一，是后续的剩余价值论的必要理论前提。这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无论全世界各个经济学派对之或褒或贬或中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都已经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独特里程碑，启迪过难以数计的经济学人。

但是，如果不对马克思价值价格理论的必要前提和基本假设做出细致梳理、辨析和论证，就将马克思的价值价格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进行嫁接或者组合建构，即便有所批判，也无法逻辑一致，更不能使人信服。

这里，我们先简要辨析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在现代的新古典生产与成本理论中，在不考虑界分生产要素从而生产规模是否可变的短期与长期的区别时，生产的劳动时间是自然时间，是可以直接在计时器如手表上看到的时间，其度量是经验直观的和易于操作的。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及其相关的生产要素（例如劳动要素）投入的数学形式化工作本身，得到了理论界的一般性认可，至少其中的数学推导与其前提假设，没有明显的逻辑不一致。简要地说，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劳动时间的经验性、可计量性，构成了形式化的形而下基础，两者的衔接和展开，是同一经验层面的平接，没有逻辑错位。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他理论的抽象时间，是经过他思辨处理的形而上的时间，与新古典的时间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顺从劳动价值论独特的时间观，会逻辑地引导出剩余价值论和对于“三位一体”的要素分配论的批判。马克思当年对于萨伊的相关批判，划清了他的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含混性的价值价格理论的界限，也逻辑地划清了有着古典血脉从而有着含混性的新古典价格理论的界限。

同时，自身体系严密的《资本论》，还为后世的经济学人留下了价值价格理论的高难度问题：人们如何度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何沟通经济思辨性的形而上的价值与经验性实证理论的形而下的价格，以解决社会必要劳动及其相应时间的度量问题？我以为，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许多可贵努力已经令人遗憾地失败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困难依然横亘在经济学人的面前，至今没有显现可行的解决路径。上述两个出自迥然不同理论体系的劳动时间，有着重大的差别，是难以沟通和混淆的。要沟通两者，就必须解决两者的不同层面的时间转换和衔接。混淆了两者，就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也枉用了新古典价格理论的数学形式。

其次，我们简述价值价格理论中关键的效用论。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论，有其自身缺陷。在那里，价值与价格没有清楚的界定，经常混用，实质上是有价格论而无价值论。新古典理论的效用，是用消费者心理感受的满足程度来定义的，不是纯然客观的，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且遭遇了难以量化的问题。大致而言，西方学者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并用，在教科书中序数效用论用得多一些；而且，至今关于这两论的争议不断。这一点，经历过、阅读过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及其文献的同志，和经历过现代经济学教学的同志，都是熟知的。而马克思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理论，比起新古典的效用论要严整得多，这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知识，无须赘述。

再次，如果我们要套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时间和成本概念，来构建马克思价值价格理论的数学基础，就必需辨析和论证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异同及其转换的逻辑可行性，然后给出相应的公式。可是，在白文中，价值如何量化？劳动的价值量如何计量？这两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细致的论证，也没有给出必要的足够的说明，就开始建立了劳动耗费量和产品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并且进行了数学推导，而且进一步边际化，得出了形式上与新古典理论相似的成本、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

在我看来，要成功转换前提假设差异很大的两个体系的价值价格，非常困难，难于实现。反过来，假如有人做到了，他也脱不了将马克思相关理论庸俗化的干系。马克思根本就没有做出将他学说经验化、形而下的努力。我不愿看到经不起考察的、缺乏根基的数学形式化努力，湮没了马克思理论的灵魂。如果说，新古典理论带有“庸俗”的辩护性，那么，白文在基本假设和前提不清的情况下，对于马克思价值价格理论的近似于新古典价格理论的数学化，是不是也具有类似的性质？我认为，难免。这样缺乏论证前提假设的对于马克思理论的数学化，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至少是不慎重的。

二、一元的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经济中多元的按要素分配如何一致的困难

十几年来，白暴力教授多次著文批判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欧拉定理及其辩护论著，认为那是骗人的东西。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他也多次发言陈说，甚至疾呼。现在，他要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用与新古典形式化理论相似的数学手法，来构建马克思分配论的形式化基础，同样要遭遇一元的按劳分配理论与实际经济中多元的按要素分配不一致的困难。这就是：在马克思那里，商品价值的创造是应然依赖于劳动一元的，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仅仅是创造价值的条件。但是，实然世界的经济分配活动，都是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是多元的。如何解释或者化解马克思理论与现实经济的隔膜，就成为了我们理论工作者面临的困难问题。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解决完全按劳分配的可行理论，也没有看到沟通一元与多元要素分配论的可行理论，只看到了试图沟通的努力和这种努力的不成功。

有人说，劳动价值论的职能之一就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这大致不错。但是我必须指出，关键在于，那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东西。被他认为是存在资本剥削劳动、地主剥削农民的按要素分配的方式，以及论证这种分配方式的形式化理论，恰恰不能被直接简单地用来构建马克思的理论，也不能解释或者设计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

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就是按照按劳分配原理设计分配制度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在我看来，错误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硬性地按劳分配，根本无法做到，实际经济中也没有做到。例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界分，以及相应的劳动报酬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质上没有应然地遵从经济规律，却实然地遵从了权力命令。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人们真正做到了按劳分配，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还有必要么？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中的分配，无论改革前后，从来都是按照要素贡献分配的。两者所不同的只在于，改革前的分配方式，更多地受制于权力，权力对于要素的控制造就了分配的“按劳”表面；而改革后的分配方式，大大减少了权力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多地遵从于各种要素的经济性贡献。按照要素分配的方式，当然有弊病，需要靠推进制度改革来逐步改进，使报酬分配更多地向劳动，特别是向脑力劳动或者知识性、技术性劳动倾斜，减轻资本这种要素在分配中的权重过大的弊端。但这决不意味着，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应该用按劳分配替代按要素分配。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政府，简单地、教条地套用社会财富总价值公式W = C+V+M，将V分配给劳动者，将M的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分配给资本所有者，将M的另一部分以地租的形式分配给土地所有者，那么我们改革后的社会分配方式，与马克思批判过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还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

总之，白文的错误，不在数学推导，而在没有搞清楚将马克思价值价格理论数学化的必要前提，就将其推导的理论结果用于构建马克思价值价格理论的基础。重申一下，从形而上的理论到形而下的经验应用，必须要做出清晰可信的论证，说明应用数学将马克思理论形式化的转换前提或者假设的合理性。而这在逻辑上很难行得通。世界上不少经济学者都努力过，至今无一成功。笔者认同一些学者所说的，如果这种努力真地成功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之无愧的。

还是我11月17日在福州年会闭幕前“一分钟发言”的主旨：将马克思理论数学化必须慎重，简单化是不可取的。我与白暴力教授私下交谈时，他没有给出相应的明确回答，而是说对此问题要在他的另外两本书的体系中把握，要我看他的书。对此，我不能不说：如果一个理论假设或者前提，不能用简洁的语言阐发，使其他学人明白，这个理论的阐述者是否做得还不到位？理论不能不追求简明扼要，让人明白，通透更好。如果不能，这个理论要么有漏洞，要么不周延不丰实，要么有内在的不一致，至少需要改进。本文的写作，不仅是批评白文，而且意在激励白暴力教授深思其理论的短长，同时也为了澄清问题的要害所在，求其他同仁明辨。

参考文献

白暴力，2003：《市场价格理论的新古典缺陷与马克思基础的构建》，福州：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一次研讨会论文，2003.11.16－17。

习诗韵草

易平（甲申年春节期间发表于搜狐社区－文化广场－楹联谜趣 / 古诗步韵）


步韵李白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志士无暇顾秀容，山河破碎忧思浓。若非群蠹神州见，会与诗人梦海逢。20040124


步韵刘禹锡春词（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孑身漠漠望重楼，万座同同鬼见愁。何日群芳相映绽，天音飘逸越从头。20040127


步韵薛涛和郭员外题万里桥（万里桥头独越吟，知凭文字写愁心。细侯风韵兼前事，不止为舟也作霖。）

有语无言偶诗吟，倦闻世事何愁心。谁说古韵无人会，风雅楹联似雪霖。20040127


纯美问

见无相之相，论不空之空。十个字是否解得？

易平试解

皮囊已在江湖远，解相说空几枉然。有相无空空落落，不空之相相阑阑。

【附记】有些禅僧，好此辨难，有时坠入诡辩。我们都是凡人，凡人论空解相，彻底的空和无相不可能，只能身在尘间，心出世外。故有上面拙句。这是老掉牙的套子，无非如纯美所引：有相即是无相，非空却是空了。拙诗玩笑，博君一哂。20040128

闲话：新经济，哪点儿新？

易 平



“新经济”是从美国舶来好几年的词儿。一开始，它的新鲜气儿足，可知道的人不多，大概那会儿传媒、IT业和网络鼓吹者以及电子商务们，自己还没搞懂它是怎么回事，也就在小圈子里新了几圈，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传统着。后来，网络在咱们中国得了气和势，城里不太穷的公民们尝到了甜头，那几拨人也慢慢品过味儿来了，加上或许他们有了在网上圈钱的心得，再和着洋味儿挺足的风险投资大举进入国门的鼓点儿，新经济的浪头就被推举得汹涌起来。

新经济的弄潮儿弄的是新鲜的潮，而且据说是人类千古前所未闻的席卷全世界的大新潮（不知索马里和佛得角等等饥民多的国家和地区卷没卷进去？）。举个也许不当的例子，跟文化大革命初起那会儿“史无前例”的架式差不多，边际效用当然大大地大。这没错。错在有些志士为文不太注意火候，单吹也就算了，跟当年放卫星似的，一个比一个邪乎，还赛着跟悉尼奥运会较劲，弄得人有点看不过去。咱们这就就近，以在“天极网”上看到的挺有代表性的萧然先生的文章《新经济到底新在哪里》（《北京青年报》2000年9月11日，以下简称《新》）为例，闲话几句新经济，看它到底哪点儿新。

原本，做弄潮儿是光荣的事。你弄潮你觉着特酷，涛头立旗不湿的本事没人会呀。人家看着你也羡慕，人家就不能不虚心，心里把不定还想奔上潮尾也弄它一把。股市开头直到现在也是这劲儿。这跟经济学原理合辙。

翻翻经济学课本目录，微观经济原理靠前的几章，都讲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按我不算二百五的理解，效用呢，说白了就是你享用一东西或者不是东西的东西，感到的得劲程度。边际效用呢，就是你再接着多享用一份那东西所感到的得劲程度。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吧，大概的意思是：甭管什么事，跟那缺为贵差不多的理儿，你一开始享用那东西觉着特酷，接下来不断地享受那东西，它那新鲜气就越来越不足，你感到的得劲程度就越来越差，而且说不定到后来你还腻歪它了。打个比方，你打开头听一歌星唱觉着特得劲，这时你消费歌星演唱的边际效用是正的，而且还正得利害，利害的程度与你对她崇拜成正比。连着几个礼拜听她的磁带或者CD之后，你的感觉就不如开头了，边际效用递减。等你哪天听说那歌星挣了大钱还偷漏税，你就极大可能（人不同，不好一概而论）感到恶心、背气、或者追星追错了整个儿追了一违法的主儿。这会儿，你享用那歌星的消费的得劲程度就不为零也为负了，也就是边际效用为零或者为负。

一句话，新经济在咱们中国兴起，没有出传统经济学原理的格，也没有出旧经济的格。不信，你看，整网络和IT投资的主儿，不是赚就是赔，著名经理人照样被炒鱿鱼，和旧经济有啥两样儿？这不，在CCTV－2003年度经济人物得主之一的丁磊嘴里，就听到了和我四年前的话音相似的调儿，不过更有劲：网络经济没什么新的！够味儿吧？这可是有体验的IT业界当事人的经验之谈，大家得细细咂摸咂摸。这又让我记起了小时候的事儿。我那会儿没吃过西餐，对西餐有新鲜感，一听高干子弟摆派说北京老莫的西餐正经，我这哈喇子就绷不住没法不流。等我一吃、两吃、三吃……就那么回事儿，还越来越没劲！

2000年9月12日先半截稿，2004年1月19日后半截稿。

上官婉儿

qieyie 于 2004年10月03日 发表于http://blogchina.com/

上官婉儿位比宰相、爵比公主。昭容府中，才子文人如云般投到门下，我已为成天下文宗。
无尽的盛宴，无尽的诗文，无尽的赞歌，无尽的欢娱。上官府中的灯火彻底不熄，就连当今皇帝——显，也会时常从宫中出来，加入我们的欢乐中。
皇帝、皇后、公主时常光临上官府，更使得婉儿的话，在天下人的心目中与玉旨纶音无差。通常我带着醉意任命官吏，第二天礼部的委任状已经到了他们的案头，满朝文武争着去学那绮丽的上官体，言谈举止中若不懂得运用上官婉儿的诗，简直是不配为官。
......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贤，万里之外，你的魂魄安在？
背后，那双炽热的眼睛，送我登程。
公元710年，唐中宗景龙四年，李隆基诛韦后、上官婉儿，结束女人天下。
后记：
若干年后，唐玄宗李隆基下令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辑成二十卷，并令丞相张说为之作序，序中极尽溢美之辞：“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成同宿构。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复有女尚书决事言阀，昭容（上官婉儿）两朝兼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意，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媪，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
谁也不知道，皇帝为什么要为一个被他亲自下令处死的罪人，做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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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

上官婉儿 | 2004年 10月07日 09 : 36


妾一谔：赏＋怜 [回复]

妾一谔：

容我暂且倚声（qieyie ），尊称公主笔名，如有枉解，尙望一涵。

公主才纵，意切思绵。以今人曲隐，书唐贤声言。繁辞状宫廷虚事，丽曲弹蜗角血天。阳衰阴盛，女代男权。纵然经纬史佚，怎奈罗织欠安。有电视剧笔意，乏太史公弘酣。假以时日，期待公主大作擎天。

易平 | 2004年 10月07日 12 : 01

垄断企业的客观欺诈行为的合“理性”

易平（2002.03.06 12:40 发表在 “榕树下” －“凭心而论” ）


　　这是一个过去了一些时日的真实故事，而且有关媒体可以报道却没有报道。今天，反垄断已经是一件正大的得民心的事情，公开下面的故事和分析，可以为人们提供有益的提示和警醒——反垄断的现实阻力还相当大，同志仍须努力！

　　木已成舟。作为众多直接和间接的见证人之一，笔者本不想写它，因为写它有违我们旧有的伟大传统之一的恕道，何况得过且过地淘浆糊，是在当下世风中生存的“有效率”准则。可是，想到自己亲友和千百个消费者就此遭受的客观欺诈和也算毕酷的盘剥，我就忍不住要越位上述准则一次。不如此，消费者的利益，至少连纸上谈兵的利益，都得不到申诉和理论；学人置喙于现实的话语分析权力，就被垄断权势遮没于无形。更可悲地，是学人的分析权力被众多当事人的个体理性的负面实施——忍气吞声（国民劣根性？）行为所消泯。更更可悲地，是此类个体理性在这一事例中无意识地（？）充当了垄断权势的消极帮办，帮着把当事的个体经济行为人的应有权利和福利，结结实实地办理（转移）到了垄断权势施行者的企业一方。我不禁疑问：经济学教科书中讨论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间的转移，真的是社会福利的“无谓”（没有意义）的损失么？“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的对应中译文，是否存在着改进的余地？如果我们的讨论是实证分析，而且不得不同时是建立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的规范分析，那么结论就是明明白白的：这类垄断企业（在这里是国有垄断企业铁路上海南站）的客观欺诈行为，合乎经济人“理性”，属于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人性恶的一面在制度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展露，是个体理性实施的负外部效应（参看拙文《厂商创新突围与喜新厌旧》，载于《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6月11日第4版），这种效应损害了社会的经济福利，在我们转轨的经济社会中具有典型意义，应该得到分析和制度的约束。如果制度暂且无法约束，经济学人就有义务促进这一制度的早日被安排。只要设定我们偏好于市场经济是法治和道德的经济，并且在现实条件的约束下，求一求经济学人的效用函数中的道德因子的偏导数，就可以明白这一义务的落实是应然的道理。

　　我在本文的开头，就写下了本应在故事结束论列的经济学概括，这种为着警醒的倒叙法，可能是一些读者不太习惯的。关键是，它准确么？它过分么？下面的故事本身会提供判据。

　　笔者亲见，从上海铁路南站发往杭州的Y227次“新空调硬座特快”列车，在2000年7月7、8、9日三天，由此前运行了多年的双层空调旅游专用列车，换成了陈旧的杂牌车──有空调的硬座车、硬卧车还有个别软卧车，这些车内的设备陈旧，卫生和服务条件差于原有的双层空调车。例如，在7月9日14：01发自上海南站的Y227次旧空调硬卧车厢上（车号YW25G 69893），无座位，只有没有铺设任何卧具或者单被的光卧席，也没有送水服务，车厢外面大多没有本来应有的发车地至到达地的标志，仅见在3号车厢外面，写有“北京──杭州”的标志。乘客问男列车员，答曰：你不要问我，问列车长去。女列车员说：就这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双层客车临时清洗，然后就换回来。持票的乘客看见、也问了上海南站售票所，那里没有任何向消费者解释上述原由的告示，这三天的媒体上也没有上海南站的任何说明。里面的售票人员说：在换车之前和之后都没有接到上级贴出安民告示的通知，票价依然是标准新空调特快旅游车的29.00元。这就是说，在这三天，所有乘坐Y227次由沪至杭和乘坐返回车次的消费者，都程度不同地享受到了铁路上海南站实质上的欺诈——以次充好，不提前告诉消费者——供给车厢及其服务这样一种有形与无形兼具的消费品。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精神，铁路上海南站应当根据当事乘客的有效车票，赔偿买票的消费者的相应损失，赔偿的额度至少应该等于应有的双层客车与替换的客车及其服务的差价，如果计入消费者受到客观欺诈的精神损失，赔偿的额度还应加大。因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上海南站实际上在三天里降低了运营成本，省去了向消费者公布和说明调换客车车厢原因的信息的交易成本，获得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非法垄断租金。而当事的大多数消费者虽然怨言满腹，有的发发牢骚，却依然忍耐了垄断供给者的无言剥削。这种利用垄断权力虐待消费者的行为，在今天尤其令人难以理解和消受。

　　事情发生期间，正当党中央大力提倡反腐败，上海的各大影院正在放映故事片《生死抉择》，正直的人们正为李高成的廉洁和正气而落泪或者感叹，传媒也为此讨论得正欢。铁路上海南站是不是应该在媒体上，以实际行动公开作出解释和赔偿消费者呢？媒体是不是应该讨论这类事例呢？这方面有例可循：日本东芝公司前些日子，因手提电脑问题在美国赔偿了消费者。

该骂谁？还须细思量



屠龙宝刀先生，辛巳新年后著文《该骂谁》（《国际金融报》2001年1月31日第4版），提出一个好问题：春节前股价大面积下跌，网上网下骂音不断，只是奇怪，为什么没人骂基金？他的相应解说，其中反映的思维逻辑，在股票市场的议论中很有代表性，引得在下也来接两句，说说到底该骂谁，是个应该仔细思量的问题。

某些基金的“黑”，是我等股市中小投资者早已领教深重的了。就象对于一些机构的不规矩行为，受害不一的中小散户应该具有骂的权利，至少在道德层面如此。骂是解恨解气的，骂过之后，似乎对于骂的质量还得做进一步分析：哪些该骂，骂在何处真有用，骂在何处虚无用，甚至还会引致日后的再倒霉和骂声连连虚无用。

春节前，类似清华同方这样的基金持有重仓的概念股，在持仓的基金“应该”护盘的时候，却被做空，从而其股价跌得很惨，惨坏了中小散户。这就引起了屠龙宝刀先生文中涉及的两个问题：基金应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么？基金应该或者能否肩负引导投资观念的重任？

先说第一个问题。关于股市的名言，最应该记取的一句话无疑是：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句股民人人皆知的话，并不是人人皆解和确解其中三昧的，而且事到临头，相当多的股民甚至股评人就把它忘乎所以了。依我看，这句话已经大要地回答了上面两个问题。顺着细说则是，股市的风险得靠投资者自己谨慎地（1）判明和（2）承担。判明，是投资者对于股市的风险在信息和观念上的把握；承担，是投资者对于风险判明之后落实于投资行为结果的享受。这里的权利界分是清晰的：谁投资，谁就有责任判明和承担相关投资的风险及其收益；你投资了，你受损了，赖不着与你的投资行为无关的他人。

这么说来，基金就不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么？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准确，换个提法也许好些：基金应该保护哪些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我看，不能笼统而论。一个基金应该也能够保护的是投资于该基金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为该基金（代理人）使用了这些投资者（委托人）的资本，运用这一资本的投资行为获得的利润应该由委托人与代理人分获。分获的理由是，投资者应该获得所出资本的应得报酬，基金应该获得管理和运用这些资本获利的劳务的应得报酬（运用智力、搜寻信息、承担风险等等的经纪报酬），即前者获得资本的报酬，后者获得管理劳动的报酬，两种生产要素各得其所。任何两方以上合作投资行为的合约性就体现在这里。如果这笔资本由投资者自己掌控运用，与该基金无关地投资于其他途径，就不存在相关的合约，投资者的他途盈亏当然就与该基金无关。显然，该基金无责任（因为无力和无利）从而不该保护那些没有委托该基金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它只能并只应该保护它的委托人的利益。

再说第二个问题。基金应该或者能否肩负引导投资观念的重任？基金与其他市场的厂商一样，是股票市场中的个体经济行为人。第一，它没有权利引导股民的投资观念，第二它没有力量引导股民的投资观念。基金没有权利引导股民的投资观念，是说它与委托人的合约是盈亏共担的关于一项资本投资行为的依法双方约定，此合约不包括投资观念在内；要说信息，顶多是有关投资结果盈亏的信息，它不能向相关投资者隐瞒，比如盈利了不向相关投资者报告而移用他途。至于基金与没有合约的投资者在投资观念上的关系，只能是：两者之间没有权利责任关系。如果发生了事实上的基金引导其他投资者观念的事件，也要以法律为准绳区别对待，违法者应该受到惩处；不违法者不应受到惩处，因而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打擦边球者的行为，应该能够激励相关法律制度安排的改进，而基金行为的结果是误导还是正导了与基金无关的其他投资者的行为无关。例如，某个股民听信了某个基金的关于某只股票行情或者趋势的研判和建议，真的照之行事，那么无论盈亏，都只能是这个股民自己承担结果，自己行为的风险与收益正相关的结果，发布信息的基金没有法律上的责任承担这个股民的盈亏结果。在此情况下，“说不说在甲，听不听在乙”是有道理的。

基金没有力量引导投资者的投资观念，又可以分两层说。一层是，基金这个经济行为人也是信息不完备的，它没有力量获得准确研判股市所需的所有信息，因为要完备地获得这些信息的成本趋于无穷大，它只能在它的资本预算允许的条件下搜寻股市的投资信息。所以，基金与其他所有投资者一样，是理性（最大化自身利益或者效用）受限的经济行为人，即有限理性者，而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因此，它有选择地搜寻某一只股票的信息，作出了较为准确的研判或者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研判，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它回回研判准确，次次决策盈利，那才是乖理的怪事！如此，它不成了信息完备的完全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了么？这样的人，只能在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的理想境界——假设的完全竞争市场中找到，在现实经济中根本不可能存在。明白了这个道理，谁还会完全听从和相信基金的研判信息呢？事实上发生的基金和其他投资机构影响中小投资者的原因，实在是那些中小投资者不明白信息经济学的上述原理，心里总觉得人家是大户，信息便捷而且准确，按照屠龙宝刀先生的话说就是，“大家对基金长期投资的股票还是报有希望的，认为基金的研发能力高，选出来的股票具有长期投资价值，于是众人也跟着买入。”于是在决策时把自己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自觉地”而且“理性地”交到了人家的手里。要怪，只能怪跟着基金买入的众人的盲目性，迷信基金、大户等机构，股市中从众的“羊群效应”的心理和行为基础正在于此。破除迷信的首选办法，就是学习经济学原理，提高识别能力，增加自信心。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股市上投资的各种风险中，任何寄希望于他人的想法，才是最大的风险！将自己的不完全的理性依附于他人的不完全的理性，如此不完全理性的叠加或者平方，结果只能是偏离应该有和可能有的理性更远的行为。另一层是，退一步说，即便基金信息完备、研判准确，它是否透露或者完全透露给你还是个问题。试想，如果它让你与它的信息对称了，它在盈利上还怎么领先于你？它还怎么一定程度上操纵股市？那“内幕消息”还有什么价值？再说了，你能不能准确地搜寻到、理解了这些信息也还是个问题。说不说在它、听不听信不信在你，也是你的选择权利。基金没有权利强迫与它无关的投资者非听信它的不可，既然无权利，也就应该不那么有力量。你要是非要听信它的，那是你凑上去的力量大，不是基金吸引你的力量大。自己摸爬滚打学习得来的信息是最宝贵的私人信息，你是你自己利益的最好看守者和开发者，珍重自己没错。

总之，既然基金既无权利且无力量引导股民的投资观念，那么，“该骂谁”就一清二楚了：只该骂有关投资合约的基金的违约和非法行为及其责任人，其余都不该骂。自己无知也不该骂，加紧学习就是了。骂多了骂错了，是做低效功或无效功，伤神费力，不解决问题，还可能引来法律麻烦。最关键的，是如此不该的骂，表明了骂者的相对的暂时闭塞，说不定捡了便宜的基金还偷着乐呐。乱骂何益？有骂的劲儿，不如把它配置到学习经济学原理和促进法律制度的改进上去。知识水平和法律制度的进步，才是我们中小投资者的福音。我们知识水平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备程度，与我们在股市上的风险程度负相关。

易平（2001.2.5）

无谜无迷战例：巴西劲胜英格兰

管毅平

新华网 （ 2002-06-21 17:22:28 ）


新华网专电 辜负了相当多数球迷的预期，今天的世界杯足球赛四分之一决赛，巴西利落地战胜了英格兰，2：1。不少人惋惜，不少人哀叹。近几年看好英格兰队的球迷剧增。这确实是"迷"，一种迷入歧途的不谜之迷。

何谓谜？逻辑悖论曰谜，难以解释曰谜。何谓迷？盲目崇拜曰迷，不分析就深信曰迷，人多势众就信以为真曰迷。

足球是否该迷？这是一个谜。今天，巴西与英格兰的较量，是最适于解说迷谜的案例。

开场24分多钟，巴西队后卫的疏忽，导致漂亮的欧文射进了捡漏的一球，英格兰一比零领先巴西。这球是巴西队员的显然失误，英格兰队漂亮的捡漏，英格兰队没有其他的优势。此中无迷。

上半场将毕，罗纳尔迪诺（Ronaldinho）中间突进，闪晃腾过，里瓦尔多横斜右插，罗纳尔迪诺右脚右拨，里瓦尔多左脚推射，皮球穿裆英格兰后卫，划过守门员右手指尖边沿入网，巴西队扳回一分。巴西两位球星的妙美配合，堪称范例。这球进得让任何人无话可说。如果说此中有谜，那谜就是巴西队员的足球天赋和功夫，在瞬间凸闪，叫人看不清细节的细节，只有待电视慢镜头回放，观众才能细细品味其中之妙。妙处显豁，谜随之去，迷即便定格心中，也是无谜之迷--球迷迷恋巴西队员在这里表演的高超球技，默契配合，巧妙战术。这样的进球，是技术战术的体现，应该无谜。

下半场，巴西队获得禁区之外较远点的任意球。罗纳尔迪诺再次技惊万心，优美的弧线错觉了英格兰守门员希曼，使后者的经验预期偏离了实际球路，皮球妙挂球门左上尽角，二比一，巴西队翻盘占先。这球，依然是无迷之妙，天赋与后天的苦练成就了罗纳尔迪诺。他其后的志得意满，确实不算过火，那是勇士施计得手之后的自我犒赏，应然。这样的进球，同样是实力的体现，即便是英格兰队员，也无法不佩服。我猜，希曼在目送皮球入网的一瞬，必是愧悔与惊诧交织，还少不了一丝对于罗纳尔迪诺的欣羡，只要他是个真正的足球守门员，一定如此。诚然，这里无谜。

这场球，虽然裁判红牌罚下罗纳尔迪诺有失公正，虽然其后巴西队以少抗多，巴西队员的一切表现都是那么明明白白，技压英格兰队员一筹，不容人质疑。这里，何来谜，何来迷？实力是教练谋略、队员技术、战术、体力和临场状态的综合体现。既然如是，英格兰就输得令人心悦诚服，人们也就不该存什么遗憾心理。可以说，近期两队再踢十场球，巴西也必然嬴多输少，英格兰则反之反是。如果有人依然存在遗憾和侥幸心理，那只能说明他还有对于英格兰的盲目之迷，应该到祛迷诊所看医生。

反过来也一样，假如这场球巴西队这样状态地输了，而且输得如此无谜，我依然作如是分析方法观。一个足球观众，无迷的好。如果有，通过解谜而解迷--看球赏球评球的过程，本身让人着迷，祛魅之迷。

同理，足球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是确定存在的，是无谜的实然，因而应然。赛场上，一切结果，不管它多么富于戏剧性，多么出乎人们预料，多么所谓的反常或者大乱，都是必然的不确定性的体现。包括裁判的不公甚至黑哨影响了结果，都可以作为约束条件及其变动，都可以调查和分析得无谜。如果有谜，那是人们心中的混沌，或者是一时的未解，为迷信乃至信仰留了余地，应该祛魅。以此观之，战争，经济，与足球何其相似乃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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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队嬴在哪里，我们该领悟什么

管毅平



今夜，2002足球世界杯大戏落幕，结局圆满。巴西队2：0力克德国队，第五次夺得大力神杯。

没有谜，一切由实力说话，巴西队一流，高出其他各队，胜出理所当然。

巴西队嬴在哪里？实力，尤其是它的技术战术水平。这值得深入说说。

直到这次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解说员都在喋喋不休地说；从现场看，德国队跑动积极，教练战术对头，大部分时间压住巴西队打，巴西队体力不行，云云。就是到了下半场第23分钟，继里瓦尔多射门、被德国队门将卡恩扑出之后，罗纳尔多补射入网，1：0了，解说员依然续弹老调。看来人们一旦形成成见，就难以改弦易调。问题是，这种多年的成见是偏见，不合事实及其实质，可悲的是球迷中的许多人也被这种说法俘虏了。

巴西队跑动历来不积极是表象，伺机而动、在看似舒缓的传切中寻求和制造战机才是其实质。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巴西队踢法的舒缓，舒缓与桑巴舞对应，这不错。错在对于巴西队近年来整体风格的把握，桑巴舞不能很好地概括此队的风格的实质，那是有些多余的与巴西人风俗的不恰当联想。我看，巴西队的风格，近年来已经是美感犹存、力争实利的了。它的技术战术特征，决定了它不会采用像英格兰队和德国队那样莽牛狂奔、整体推进、在频繁的大脚远射中的概率中的战法，那是不得不依赖上帝保佑的做法。巴西队的战法，更多体现出依靠自己实力，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主旨。其主力队员的高超过人技术、特别是精湛的脚法，使得它表现出来的传切配合、体能低耗、伺机而动、动如脱兔、制造战机、多所斩获的战法，成为上选的主导策略。事实证明，这种战法有效率，有佯攻惑敌、射门突然、进球率高的实效。远的不说，只看这次世界杯决赛的几场球，巴西队的这种特征就是持之以恒的。即便在对中国队的比赛中，也是如此。大家看得清楚，只要机会来临，罗纳尔多、里瓦尔多和罗纳尔迪诺就会把握得较好。尤其是罗纳尔多，接球启动之快、射门之妙——捅射、掉射、推射、旋射、……无人能匹。从统计数据看，这次世界杯决赛中，巴西队共进球18个，被射进球4个，罗纳尔多个人进球8个，可以作为上说的有力注脚。

央视现场解说员可能看到了这一点（？），却无力当然也就无心指明这一点背后的巴西队的真正战法和教练意图。如同蹩脚的战术教员，沙盘教练队员，不能洞察战事实质，只好肤浅侃侃。人们近来不是在议论，究竟是谁在强奸中国球迷的思想么？强奸一词，用得过分，但听话听音，由此或可略见一斑。于是，我们中国队未来发展的模式应该多汲取哪一种呢？是德国队、英格兰队式粗疏的二流的打法呢？还是巴西队式的尽可能打有把握之仗的全面的一流打法？发展经济，关键要懂得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之别，运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赶超战略，才是正招。指挥作战，知己知彼，该游击战时绝不运动战，妙胜巧胜，才是正招。盲目赶时髦，人云亦云，只会坏事。足球绝不例外，它的精神与战争和经济相通。对于中国队，选择体能、技术和战术训练的重点和方向，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足协官员和教练员不可不察，球迷不可不察。

另外，说一点题外却于主题实质相关的话。借鉴这次世界杯赛的经验，对于中国足球界，包括球迷和评论界的整体理论水平的低和粗，而且自认为不错的意识，人们是该反省的时候了。看一看NBA教练员的学历水平，比一比国外教练员的理论素养，特别是他们对于战争和经济事例的认知程度，我们就可能有所领悟，有所动作。要之，人力资本的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足球的水平。但愿此言多年以后见效，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GYP，2002.6.30夜于沪）

汪丁丁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一点观感

管毅平


观览汪丁丁老师这个学术报告及其讨论的场景，我有几点想法。

一是，现在的浙大经济学院学人，不仅在经济学方向，而且在社会科学诸学科方向上，形成了互激互励的局面，提升很快，形成了学术的共识和共同体。这让我羡慕并且惭愧。羡慕这样的境况，有一群致力于学术的学人定期相商，有丁丁的宽广视野，有各位学人的专门见解和互相批评，有助于个人学术思想的成长。同时，惭愧自己的疏懒和平庸，学术收益递减太快。叶航也许最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的进步太快，让我望尘莫及。本着这种互励的精神，又有了下面的想法。

二是，记忆和概念的误植，可能引致读者接受的不准确，甚至会引致混乱。丁丁碰到方舟子的批评，不少是源于这种情况。所以，李华芳的记录（？）或说者的口误（？），需要改进。例如，政治市场的交易媒介，是“权力”而不是“权利”。政治过程是权力与货币交易，而权利本身就含有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经济利益的成分。又例如，“布坎南和Vanberg1962的《同意的计算》”，“副标题是……民主政治的税收原理”，皆误。《同意的计算》是Buchanan and Tullock的著作，副标题是“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Buchanan and Vanberg的文章是后来的一篇。读过该书的人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

三是，我赞同叶航关于经济学方法不可弃的观点，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可以兼容性改进，意义可以在理性、效用函数和博弈互动（对应于交往理性）的框架中进一步分析。我倾向于曹正汉的看法：“其实理性选择与个人追求幸福并没有矛盾。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自杀性爆炸事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寻求生命的意义，他们是为了寻求到达天国的最佳途径，这符合经济学家说的理性选择。所以这些行为包括创新都可以放到理性选择的框架里来做，这样的理性选择框架不一定要很严密，但是逻辑要基本符合。另外一个就是如何从创造性行为的角度来理解制度演化，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要补充说一点，关于理性的事前与事后。行为人事前期望着把事情做好，在他自己的有限的信息集合内最优化自己的行为，这是动机理性。经济学的理性，只能在动机意义上论“理性”，否则就会出现理性的歧视和混乱，如“张三理性，李四不理性”这样的随意说法。哲学的、心理学、社会学的理性是另外一回事。事后的理性与否，是他人对这个人行为的判断，包含了计算和估计。你事后说他人的行为不理性，实质上是他人行为的事前动机理性与你的事后判断的结果理性有了偏离，这可以归为不同的信息集合的问题，即理性受限的问题，有限理性对此而言。这不是动机的问题，不必以非理性称谓。这一点，拙文《理性动机与利他行为》已经初步辨明，在去年的杭州会上与叶航和黄有光讨论过。

四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简洁有力的特点，不是其他学科的方法可以替代的。我们要做的是，从经验中、从其他学科的理论中，寻求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灵感，而不是将那些纠缠和罗嗦的东西当作方法论的神明来接受。我以为，以静态描述动态，以简单刻画复杂，以结构阐明演化，这是科学分析的方法，是我们描摹大千世界的构图法。记得A. Einstein就说过类似的意思，他可是不拘一格的有艺术气质的思想大家，与一般科学家大不同。以此衡量，一些学科，例如某些社会学方法的混乱和纠缠就是不可取的，哲学和心理学也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在此意义上，我完全同意丁丁说的均衡方法的重要性。均衡为什么重要？均衡方法来自科学，简洁，一致，坐标似的清晰，便于参照和分析。至于是否要数学化，不可一概而论，应该具体分析和应用，形式化比文字化一定好的判断，是简单的不可取的机械定式。

以上是我的一孔之见，恭候学人批评。

2004.1.3凌晨，易平于海上白丁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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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常心，议平常事，说平常话，望平常评。

七绝·读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

神州大地乱莺歌，几处安然几岁和？曲度黎民煎日月，文书义士撼山河。

步韵 顾况 宫词【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近秋河。】，违其意而用之。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夜。


下文为 在2004年首次 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 上的发言，后发表在《上海经济报》。


农民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至关重要

管 毅 平


让我从一个故事说起。1990年代初，我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常去交大农贸市场，用面粉与农民换大米。有一天，一个换大米的长安县的中年农民与我聊天。说着说着，我们说到了工人和农民的地位。我说：我是工人（我当过8年工人，现在教书仍属工人阶级一部分），没有你们农民自由，一天想干啥干啥，还可以多赚钱。他答：不对，你们工人是人，俺们农民不是人，是民，人前民后，你们的地位比俺们高。我听罢无言，想他说得对，而且绝。符合古人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黎民百姓、黔首庶民一类说法，也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工农联盟的排序，道出了世相的底里。我只好说：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我永远记住了。

回忆这个故事，观览《中国农民调查》，细读中央一号文件，我有了下面的观点和推论。
一、“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于城市公民，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
中国的“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在现阶段，造成农民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获得宪法所赋予全国公民的平等的公民权利。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民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低于城市公民。
2. 农民的经济利益受到的保障程度低于城市公民。
3. 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农民迁徙的自由度低于城市公民。

归结上述几点，中国农民实际上不在“以人为本”的“本”里边。我以为，“以人为本”，实质上是含混和空洞的提法。在这个提法下面，可以塞进许多各不相干、甚至相悖的东西。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调查》也记述了无数的事实，在这个提法的名义下，提倡者良好的初衷在现实执行中被扭曲了。就农民问题而言，强势利益集团甚至可以做出伤害和压抑农民及其利益的事情。所以，应该“以人为本”是个假问题。

实质上，历朝历代，各种组织，都是以统治者、掌权者为本。原始社会，以部落头领为本。奴隶社会，以奴隶主为本。封建社会，以皇帝和地主为本。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家及其代表为本。现代企业，以掌握实际控制权的人（要么董事长、董事会，要么总经理，要么多元股权组合的代表）为本。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真问题就是：以什么人为本？我们应该具体明确，以社会或者组织中的哪些人为本，才可能突出政策的扶持对象，才可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协调好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与合作，推进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按照上述逻辑，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只能也必须以农民为本。舍此，都是空洞和含混的提法，容易被人钻空子，不具备实质性的政策倾斜的意义。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一号文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中国农民调查》在人们中间引起那么大的震撼，在经验上支持上述观点和推论。
二、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国家以农民为本，加大政策倾斜力度，以法律制度促进农民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
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如果我们确立了以农民为本，相应的政策建议就应该是：

1. 在宪政上，明确地采行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的措施，在行政程序上约束实质性违背以农为本的行为和措施，尽可能杜绝各种压抑农民权利的机会主义行为。
2. 在经济政策的调节上，实实在在地加强保障农民经济利益的行动，加大政府对于农民的转移支付，真正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3. 在法律制度的安排上，尽快解决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农民自由迁徙和进城务工的问题。

总之，至关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政策和法律措施，努力使农民切实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什么时候，中国农民真正获得了与城市公民平等的权利，“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大有希望了。

2004.2.20

品藻历史及其人物：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性
－－关于《谒中山陵，想效用最大化》与一位朋友的笔谈

× × 兄：

大札收到，拜读有感。......

一是，就我们面临的条件而言。我们，任何人，对于历史的真实性，都有信息不完备的问题，当事人与后来者还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于是，每个时代，论事论世者，其实都不能确知历史真实。可是，人们必须有所作为，怎么办？只能依据每个个体可得的信息－－当代多数人认可的史实，其实就是所谓的信史－－多数人相信的历史，或者主流历史文本，来分析利弊，指出美丑，或者作者只图自己获得审美快感……

二是，就我的小文的主旨而言。在上面一条的约束下，我不历史分析，我只经济学散论，用经济学原理的俗套，借大众认可的（可能是被蒙蔽的）历史故事，发挥我的一家之言。我当然也求边际效用出新－－图那别开生面，可是我的主旨是借此恰逢其时的经济学启蒙的时机和小文空间，说我的道理。这道理别人认可与否，我两可，只要我的逻辑无误即可。这就是我一贯陈说的俗中的不俗，它还是俗。俗人，能有什么高论？不过他人没有或者没顾上而已。

三是，用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即便是我应用史实方面有误，或者让人读着偏离了我的预期，再或者我真的偏听偏信前人旁人，出了硬伤问题；我仍然觉得，孙中山与章太炎、徐锡麟的过节小瑕，不掩孙中山的事功大瑜。我体会，经济学方法之一的事后由果推因分析法，作为解释学方法，比较有效。例如，一个人无甚优长，后人何以利用他？只有利用他的收益大于成本，他才可能被利用。黄兴怎么不被国共利用？我看，即便章太炎和徐锡麟的说法为真，孙中山依然伟大。历史评价不得不依赖于正史，野史只能参考。何以为“正”？从信息经济学的假设看，正的意味就是：当下每个个体可得的信息－－当代多数人认可的史实，信史不信史只是相对。翻案的文章一千年也翻不定、翻不完。考古学，出土文物，只能提供一部分佐证，信息依然不完备！

我为你没能体会我的用意而伤心。我认可你批评的出发点，是为我好，怕我受攻击，混同于歌德派。就此，我已经向《经济学家茶座》编辑发去了修改稿，按照你的意思，加上了边界条件的一句话。编辑说第6期用此稿，可能年底面市。我还欣赏你大作的文笔和忧国忧民之心，分析世态的爽利和别样。让我们保持和而不同罢。即颂

撰安

管毅平
2001夏于白丁庐

上海交大管院本科生 EKI经贸协会 2004.5.13举办《略说信息经济学》讲座之后

管毅平老师答同学问


说明：我在下面只答讲座时未答的同学问，有些问题经过缩、并、改。谢谢同学们提问，希望同学在学习中自行深究。

1问（孙彦姝）：您刚才谈了旧车市场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那新车也存在质量差异，为什么没有产生逆向选择的后果？

答：这是一个好的、但难于准确回答的问题。我能够说的是：两者的差异关键在于质量信息是否对称。可以这样假设：新车的质量信息是对称的，新车的价格序列与实际质量序列正相关。而适合旧车的假设是，实际质量信息无法为消费者了解从而不对称。如果新车中有假冒伪劣的差车，往往通过消费者吃亏后的不买（大概率事件）化解了，实际上是消费者按照市场规则用货币选择了合格质量的商品。所以我认为，对应于旧车的逆向选择问题，新车有“正向选择”效应，这是传统经济学分析的重点，形成了共识。

多数经济学者的理论共识是，完全竞争理论是基准，主要研究市场机制应然（顺利）的问题。我以为，信息经济学关注市场机制曲折表现的问题，即市场机制根本无法失灵，只会在不标准（不合基准）的条件下有不标准的表现，而这些表现都与信息不完备或者不对称相关。所以，“市场失灵”这个词不大准确，容易引起误导。不过，它已经约定俗成，就凑合用罢。较为准确地说，行为人总是理性的，他们在不同的约束下，会有不同的行为及其结果。这些形形色色的行为及其结果各有各的意味，值得深入研究。从这个视角看，完全竞争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参照坐标，而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向着更广的领域拓展。如果你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远远不规范的那些事例，例如近期报道的安徽劣质奶粉事件和西安体育即开彩票作弊案，再想想高校校园的旧自行车交易现象，都可以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有助于深入回答这个问题。

2问：信息经济学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有哪些？具体有哪些现实意义？

答：未来总是不确定的，这方面我的知识不足。我只能大致说，激励理论、拍卖理论、法律的经济分析（法与经济学）、制度演进理论、合约理论、组织问题、机制设计理论等等，只要是涉及了可能应用博弈论工具的领域，举凡探讨人际互动中的工作激励、信息筛选、信号传递、权力交易、权威建立和实施的问题，都可能是信息经济学拓展的方向，都可能应用经济学信息范式。除了上述1问与答说到的，更具体的现实问题有：税收、寻租、腐败、假冒伪劣商品、考试、医疗合约问题等等，都有不同的现实意义。因为，有交易就有信息问题。

3问：因特网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有何影响？

答：因特网是信息传递和处理的工具，它的出现一方面缓解了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又加剧了不少信息不对称问题。此问题缓解方面，例如，《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2004.5.1实施，就是市政府主动通过互联网让决策信息对称化的举措，可以预期其净效用为正，会提高公众的福利。此问题加剧方面，例如，IT专业人士的某专项技术水平日益专深，使得行内人士和行外人士，在IT技术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日益不对称，加剧了行外人士了解和学习IT 技术，以及人事考核的难度。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引起了有代表性的问题：当一个企业与每个自称IT专业人士签约前后，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概率、监督成本、同行业工资水平差距、有关工资的讨价还价烈度和向度、跳槽的概率……很可能上升。依此类推，同学可以自己分析不少有趣的问题。

4问：将上海建成信息化城市，是否是信息经济学的应用？

答：不是。请参看讲座内容以及3问与答。前者是工程技术层面问题，后者是经济学理论层面问题。如果市政府根据经济学原理，选择了城市信息化的技术发展路径，那么必定会碰到人际或者组织之间行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参看上述和下述答问。

5问：如您所说，要达到信息对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对于目前这样的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作为消费者来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答：努力学习信息经济学的原理，学会运用法律知识，按照现行法律，捍卫消费者自己的合法权利。例如，王海的一些合法的打官司行为，你可以看看他和其他人的相关网站。


6问：可否用信息经济学原理，解释上海房地产过热的问题？

答：可以，但我只能简略地说。房地产过热问题，在各方预算既定时，政府、开发商、消费者之间关于房地产实际需求的预期不同，可能是关要所在。如果政府做出了一个决策，不同的开发商和消费者可能做出更多的不同对策。所以，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辅之以政府的适度调控来解决。具体的对策，依赖于不同问题的约束条件。

7问：是否人们掌握的信息越多越好？如果搜寻信息必然要提高交易成本，如何看待交易成本与搜寻结果之间的权衡问题？

答：未必。因为每个人掌握的信息中，都有不少背景噪声，是无效信息。我们只能努力搜寻可能有效的信息。至于权衡，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决策问题，我无权也不必越俎代庖。人们只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8问：有个矛盾的问题：设卖车人实行“三包”，向买车人发送信号。他为了保证车的交易成功和节约发送信号的成本，可能倾向于发送有利于他、甚至是不真实的信号。而你试图提高他发送不真实信号的成本，以减少他信号的不真实性，却可能促进他更少地披露真实的信息。问：该不该提高他发送信号的成本？

答：好问题！为了降低发送成本和提高信号的真实性，我的建议是：按照相关法律，严惩造假者，使他造假的边际成本远高于其边际收益，也即进一步提高他发送虚假信号的成本。俗称：罚得他倾家荡产，望而却步，以儆效尤。
这类似于家长教育小孩方法的权衡；小孩闯祸时，打还是劝？显然，中国的家长，传统上，多数人实际上倾向于打，但有限度；当代呢，书本上宣传，劝是最优的。结果呢，在家长时间资源和耐心程度既定的前提下，从各级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看，前者低成本、高效率，后者高成本、低效率。看看小皇帝比比皆是、家长无可奈何、学校奈何无可的现实事例罢。本质上，这是“法治还是人治“权衡的一种体现。




作 者:孙彦姝
等 级:1
发贴数目:1 发表于: 2004-05-19 18:02:36.89 IP： 218.193.177.28

谢谢管老师
我那天对教育信号的问题想了很多，现在各种各样的考试辅导，教育作为一种证明自己的信号，使其效用被大大削弱了。比如以前招聘单位可能认为你的四六级证书之类的很有分量，而现在这些好像已经成为你想找工作必备的了，并不能突出你的什么特长了。再比如通过新东方之类的GRE辅导，中国学生的成绩越来越高，出题的人就只能相应的提高考试成本，使考试越来越难。通过这样的反复较量，是不是获益最多的是那些办辅导班的人呢。所以是不是可以说要向用人单位传达一些信号，教育不是唯一的方式了，有很多同学选择获取实际工作经验打工实习也是出于此呢。


作 者:管毅平
等 级:1
发贴数目:42 发表于: 2004-05-21 00:46:30.17 IP： 218.81.161.57

孙彦姝同学：
你的经济学感觉不错。我看，接下去也许就是：在单项技巧或者复合技能培训班的普及中，不断抬高用人单位的技能证书的门槛，沿时间序列不断均衡于更高的水平。从中受益的不仅是办班人，而且是社会的公众。试想，全社会教育普及到了大学本科的水平时，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法治意识应该比目前高（即，抵销高智力高技术犯罪效应后的净效用）......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这个思路扩展下去，形成一篇比较正式的文章，贴上来或者发给我（本网页 师资队伍－经济与金融系－）。一来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二来你的毕业论文有了可选的题目。如何？


作 者:肖惠康
等 级:1
发贴数目:1 发表于: 2004-05-21 01:01:44.186 IP： 211.80.88.46
谢谢管老师，我们开始通知会员关于问答的信息了。


作 者:管毅平
等 级:1
发贴数目:42 发表于: 2004-05-24 06:28:29.7 IP： 218.81.160.175

各位同学：

希望大家根据讲座的PPT提供的线索，认真查询相关的信息经济学文献（至关重要），弄懂基本理论，思考现实问题，自己写作文章，训练自己的经济学感觉和写作技能，为毕业论文做准备。即颂

学思并进

管毅平

经济人行为环境：可以直接或迂回地归结为信息受限

管 毅 平


邓正来先生在翻译和评介哈耶克方面，有功于读书界。他在“哈耶克的社会理论”一文中指出，阐释个人理性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活进程──进化论理性主义的核心理论，其要义不外两条：一是人的理性无法检视自身，二是人的理性无法自上而下审视和评价它植身于其中的社会系统。（哈耶克，1997，代译序，第13、14页）我想接着邓先生的话，从经济学信息范式的角度说几句。

用咱们中国禅宗直指本心的洞识之法，上述两条要义不过是说：人的理性不能完全认知自身，因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约束了人的理性。稍稍展开了说，有两条：其一，人要达到完全认知理性，必须过认识自己思维过程这一关。而这，无法做到，因为人无法在解剖自己头脑的同时，仍然有效地思维。做不到这一点，认识人的理性，就是未完成时。其二，即便人的思维能力完全，思维的材料──信息的不完备，也使理性无法充分发挥，从而理性不能完全，也就是理性受限。归根结底，个人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可以直接或迂回地归结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无论认识他人和这个世界，还是认识自己的理性，人无法做到信息完备，因此人的理性不可能完全。权且当这是我试着给出的通俗性简单证明罢。

这也是支撑我构筑信息范式两个基本假设的思想基础。那两个假设，一是最大化自身效用动机，一是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管毅平，1999）经济行为人有理性行事的愿望，也有一定的能力，却时时受到信息有限的约束，使他的愿望无法完全达成，行为经常偏离美好的愿望。用认识论的话说，就是人不可能完全认识自身，从而无法完全认识包括人的这个世界。人只能尽可能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这样，认识过程，从人类的角度看，才是一个永远未尽的过程，才是魅力无穷的过程，才是值得不断探索的过程，“认识你自己”才是人类有意义的工作。正如假如世界不稀缺，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一样。也正如如果个人不是自利的，实现理想境界就没有意义一样。

个人主义，人性假设，从而经济人假设的利己动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理性受限，这些理念是一以贯之、逻辑递进的。至少在经济学论域内是如此。由此展开，可以分析至今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我反躬自问，这一范式自身是完备的么？不可能完备。在哪一点不完备？

哈耶克所做的工作很有意义，却失之于不明澈，不简洁。凯恩斯批评得对，哈耶克是糊涂的智慧。有人可能会以学人们熟知的狐狸和刺猬之别来套解和比喻。我看，智慧好，不等于糊涂也一样好。智慧而不糊涂，岂不是更好？当然，对这样的思想大家求全责备，是不必要的。指出这一点，不也证明了人的理性无法完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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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哈耶克（1960），1997：《自由秩序原理》上册，中译本，三联书店。
管毅平，1999：《经济学信息范式刍论》，《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信息经济学引论：激励与合约》中译本

译 者 序


2002年5月7日，朱保华教授从伦敦经济学院发来邮件，说他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推荐，由我翻译一本英文专著式教科书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Contracts的事已经联系好了，要我与该出版社的编辑黄磊先生联系具体事宜。我感谢他并且照办了。由此，《信息经济学引论：激励与合约》，这本我的处女译作，就进入了孕育和文字转换性生产的一年半流程。其间，我学习和领悟到了一些东西，借此方寸之地，不揣谫陋地写在下面，以就教于读者和方家。

此前，国内出版的专门的信息经济学著译不很多，其内容比起博弈论著译，有点小巫见大巫的味道，比较偏于较早的经典文献和基本知识，前沿性以及与其他相关理论的联系不足。其他专门领域的著译，例如机制设计理论、激励理论、合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等，都有其专长和纵深，但将这些理论贯通论述的著译几希。
现在的这本书，由于如下的两个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其一，本书以信息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模型，一致性地贯通了经济学的几个分别领域，一定程度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扩展了人们的经济学视界。本书系统地总结和梳理了信息经济学的近期文献，形成了经典的信息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模型，是经济学信息范式①的理论展开。从这一点说，本书称得上是一本经济学专著。它自第一章的导论始，就强调信息经济学的合约性质：“信息经济学集中研究合约关系的基本方面：在一方比另一方具有，或者将要具有信息优势时，合约形式的相关效果。”紧接着引出了信息经济理论与博弈论的紧密关联：“除了这个特性之外，唯一有趣的事例是参与人具有相反的目标。在所有的我们的模型中，参与人之一，委托人，具有完全的讨价还价能力。” 本书自始至终，都跃动着合约与激励的脉搏，使人感受到信息在配置经济资源、协调行为人之间的交易和谈判、影响经济社会的福利等等方面的特殊重要性。它全部的理论分析证明了，当代的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约理论和激励理论密不可分，它们在制度经济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信息经济学在当代经济学众分支理论中的地位，不仅是前沿的和沟通基础与应用的，对于改造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仅仅时隔五年，就史无前例地两次奖给了五位对于信息经济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而且对于当代其他经济学的前沿分支理论，例如博弈论、合约理论、激励理论、拍卖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行为经济理论等，具有整合归纳的力量和提供分析范式的意蕴。这就是说，上述分支理论都具有经济学信息范式的共核??行为人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者不对称的假设，可以把它们看作信息经济学在分别领域的纵深拓展。在了解了博弈论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把握了信息经济学的要义，就可以方便地融会贯通地进一步学习这些分别领域的理论，为探讨现实经济问题打定基础。

其二，本书的结构严谨，阐发流畅，各章之间有机联系，循序渐进，适合作为中国的经济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专业教材。它在导论中厘清关要概念，阐述理论要件。尔后论述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模型，概述跨期合约的发展，引论三种典型的由信息不对称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及其理论：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信号传递。再次的三章，每每从对称信息的基准模型出发，继而引入不对称信息假设，遵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步步深入地分析和推导有关模型，联系实际经济行为得出直观知识和结论。本书除导论外，每章都配有习题，习题中的难点与各章的理论要件相呼应，意在强化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在后三章，本书都有相关的应用和深入的前沿主题的安排。全书最后还附有增加的习题、习题解答、术语对照和数学附录。从这一点说，本书堪称信息经济学教材的上选。译完本书，我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上看到，那里的双学位和研究生的信息经济学参考书，首选就是本书的英文版。这也算是经济学人共识的一个例证罢。

以上两个特点，使我愿意称本书是专著式教科书。它的其他特点，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智敏的读者会自己悟出和总结的。

依循学术惯例，或许不无激励，我要表达对于本书的翻译有所襄助的学人的谢忱。感谢朱保华教授，他的推荐和引介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初因。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曹均伟博士，他对于学术的一贯关注和支持，是本书顺利翻译出版的关键。特别感谢黄磊先生，他对于本书翻译出版的整个过程，付出了编辑的心血，没有他负责任的和有效的努力，本书不可能面世。感谢我曾经的和现在的学生们，他们对于本书的翻译做了有益的助理工作：现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硕士生郑丹秋和博士生赵红军，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的硕士生汤佳祺和樊亮。感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经济学系的薛立村博士，他受作者之邀，校对了本书的初译稿。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两位作者，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因内思. 马可－斯达德勒教授和大卫. 佩雷斯－卡斯特里罗教授，他们的系统理论阐述和热情的中文版序，使我在精神上获享有益的艰辛和效用。

囿于我的知识和时间的短缺，本书的移译难免舛错，由我负责，祈读者教正。


管毅平

2003年岁末，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

封面故事点评：《告诉你一个缺失的戴尔》 。载《IT时代周刊》2004.1.5，这里是未经删改的奉约原稿。

神话还是童话？企业文化向度略议


管 毅 平


有晨曦般新鲜的赤灼，却罕有大川般起伏的顺畅。有促人联想伏羲的姓氏，却少有华夏式文明的蕴涵。有探究企业文化的热诚，却没有解析企业文化的力度。要不是文中小标题的跳荡抢眼，我很难卒读全文。信守了与《IT时代周刊》记者朋友的约定，我读完了此刊将发的封面故事《戴尔神话的背后——一名普通戴尔员工对戴尔文化的解析》（下称“戴析”）。但愿羲川先生和编辑先生，不会因我这样不捧场的开题而责我破了行规。我只想在这里说真话，否则不如搁笔。

童话是天真纯情演绎的故事，读毕必然童心跃然。神话是老练炒作虚幻的编织，阅罢难免疑心无稽。这是我对时下通用语“童话”和“神话”的理解。

是童话还是神话？戴尔缺乏文化的文化？戴尔不能不面对这样的诘问。这诘问来自《IT时代周刊》将发的“封面故事”——“戴析”。神话的肯定句式出现在戴析的标题，而童话的疑问句式镶嵌于戴析的末段。“自省的结果虽然令人忧心忡忡，发人深思的是，这能否成为戴尔一种自上而下的思想的萌芽呢？” 这煞尾句映射出作者对于戴尔文化的担其忧、责之痛。

常听人说：“某某企业有文化”，“某某企业没文化”。企业有没有文化？企业应该不应该有文化？依我看，这类问题是伪问题，就像“应该以人为本”的提法一样的假。任何社会或者企业的文化，都与其诞生相伴随，都是与生俱来的客观存在，都以主宰者为本，而主宰者也是人。原始部落以头领为本，奴隶社会以奴隶主为本，古典企业以资本家为本，当代企业以多元利益融合出效率为本。企业间有文化的差异，有文化向度和程度的差异，却没有是否有文化的差异。对于任何企业的文化，任何人都可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品评和褒贬。所以，真问题是：企业的文化方向应该怎样，企业应该以什么人为本？是以老板或者董事会主席（的意志，或者目标）为本？还是以员工或者经理为本？接下来，才是议论“利润至上”、“多元兼容”、“推崇知识”等等文化向度的孰高孰下的时候。于是，戴尔面对的诘问，可以转换为：戴尔的利润至上文化，是否比多元兼容文化有效率？是否需要改变？

我领教过戴尔（中国）公司的计算机质量和售后服务，名不副实和难以忍受是我最初的感觉。从一个当今IT业界的盈利大户，“每一次在市场部会议上战略性的调减价格，销售经理们都会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抱怨和抗议”，到上一世纪泰罗管理理论的现世拷贝；从一个响彻环宇的高新技术公司，一个“在提供同等就业机会的情况下选择离开公司的人数占到64%”的企业，到一个现代化文明产物的文化沙漠……人们在这种种描述之间，该怎样联想戴尔文化的真容？我真想去厦门的戴尔（中国）公司参观几天，体味戴析的准确性。

不仅当代经济学和管理理论，而且企业实践也明示：如果一个企业的目标效用函数（文化向度）中，只有盈利指标这个变量，或者将文化因子排在其效用函数诸因子的末位，那么这个企业就确实该反省自身了。企业涵容的多元性和珍视个性的创造，与员工的忠诚度是正相关的重要因素，它们都对企业的利润增长和长期不衰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化是社会制度和企业组织的重要支撑。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多元化要素同比例投入才能导致报酬递增，单一要素连续投入只能导致边际收益递减。这是无情的铁律。戴析提示了读者，也警示了戴尔和戴尔的同行。

2003.12.17，于海上古美白丁庐